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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般累犯的适用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邢旭波


一般累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是指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的犯罪分子。1997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三条规定，前罪判处的刑罚已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订前的刑法六十一条的规定。
修订前的刑法六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
从这里可以看出修订后的刑法对于一般累犯犯新罪的期限规定的是5年，而修订前的刑法规定的是3年。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前后罪都地是故意犯罪，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修订前的刑法规定的是三年，而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的是五年的规定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时，如果按1979年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时间条件的三年时间内没有再犯新罪，且这三年时限在现行刑法实施前已届满，其在现行刑法实施后所犯之罪是否可以作为其构成累犯的刑度条件，笔者认为应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综合的分析
比如某一犯罪嫌疑人龙某，男、36岁、布依族、贵州市麻江县人，1996年9月12日因盗窃被麻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7年9月11日刑满释放，2002年4月至2003年2月又多次采取翻窗入室的手段，实施盗窃，盗窃数额1.5万元，从案情上来看，龙某的前后二罪都有是故意犯罪，后罪也应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犯罪，这符合累犯的罪过条件和刑度条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精神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犯罪行为人在执行刑罚完毕或赦免后，法律规定的构成累犯的法定时限在1997年10月1日刑法生效之后，且所犯新罪又是在1997年10月1日刑法实行以后的行为，应构成累犯
因从累犯构成的时间条件上看，犯罪行为都应当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同时，行为人只要在法定时限段内任一时间内犯罪，如果构成累犯的罪过条件、刑度条件、都构成累犯。
龙某1997年9月11日释放，如按修订前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法定期限是三年，也就是说龙某构成累犯的法定期限在1997年10月1日刑法实施之后，而在2002年4月24日龙某又重新犯罪，这就具备累犯的时间条件，高法解释明确规定，对1997年10月1日以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刑法六十五条的规定，据此笔者认为，本案中的龙某，所犯的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也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发生于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的五年内，具备了累犯构成的条件。再者，龙某是在1997年9月11日释放的，虽然按照修订前刑法的规定，三年以内再犯有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应以累犯论处，龙某构成累犯的法定时限中应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年以内，时间是2000年9月10日，即在修订前刑法法律规定的累犯构成的这一时限段内，现行刑

法已于199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因此，在罪过条件、刑度条件、和时间条件上都是同时具备累犯条件的。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同样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李某，男，26岁，汉族，淮安市人，因盗窃1990年5月被判刑四年，1994年5月刑满释放，1998年7月李某再次盗窃作案，窃得财物价值人民币2万元。从现象上看李某再次作案末超过五年，且前后两罪也均是故意犯罪，李某构成累犯。
笔者认为李某不构成累犯。正如前文所述，累犯的构成必须基于在法定期限内犯有法定的前后两罪这一犯罪事实，其法定的罪过、刑度和时间条件同时具备。而本案的李某刑满释放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内没有再犯新罪，失去了再成为李某以后所犯之罪的前罪的条件，所以，在法定的期限后，李某1998年7月所犯的盗窃犯罪，不是1990年5月所犯之罪的后罪，因其缺乏前罪的对应，而无法作为累犯所要求的后罪的这一罪过条件。
再者从李某1998年7月在时间条件上看构成累犯的法定时间应该是连续性的，而本案中的李某在法定的三年内没有再犯有新罪，已超过了1997年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时限，而现行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的五年时取限对其无溯及力，这样分析可以看出李某二次涉嫌盗窃的时间上是不连续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李某不应以累犯论处。


卫兵无法阻止送礼者的步伐

杨涛

今年春节前夕，到国家发改委送礼的人吃了闭门羹。据知情人介绍，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规定，严禁送礼者踏进大门，甚至连鲜花和邮票等小物件也被包括在禁送礼品之列。“禁礼令”下达后，只要是拎包提袋来国家发改委的客人，都会经过门口卫兵的“盘查”，如果被确认带着礼品，就会被礼貌地阻止进入，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出来领取。（《北京青年报》2月6日）
从报道来看，国家发改委的“禁礼令”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些想送礼的人想直接送礼到发改委无法再送进去，而有心收礼的发改委工作人员也无法直接坐在办公室收礼了，这对于改善国家机关的形象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过，仅仅如此，恐怕根本无法阻止送礼者的步伐，充其量顶多是加大了送礼者的成本而已。送礼者完全可以到收礼者的家中，或约收礼者到某个特定的地方进行送礼，有心送礼者遇到有心收礼者，这礼还是能送得出。
因此，笔者建议，卫兵们不妨将送礼者的礼品留下，登记名字，再看看在“禁礼令”公布后，还有那个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再收受这个礼品。将这些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公之于众，想必送礼者和收礼者都要三思而后行，送礼者也会对发改委的大门退避三舍了。
不过，即使是采取了这一建议，我认为还是治标不治本之计。我惊诧于报道中所提及的：“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人被拦在门外”。这说明了以往在发改委，工作人员收取他人馈赠礼品和他人到发改委来送礼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就是公然到部委的办公地点来送礼。发改委是如此，其他有实权的部委会有区别吗？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些送礼者敢于在办公地点送，礼品可能价值就是几百、几千元而已。但这种现象在西方一些法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新加坡的公务员那怕是收几百元的礼品也是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敢收礼品，更不用说在办公地点收受礼品了。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这一习俗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行使公权力的公务员来说，却是有所限制的。公务员不宜收受亲属以外的其他的人的礼品，特别是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人的礼品。也许这些礼品价值小，根本不够犯罪数额，但它的杀伤力有时却是巨大的，可能有时办事就念在这送礼者的所谓情谊上就作出徇私的举措。事实上，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送礼者要么是有业务联系的一些单位与个人，要么是下属机关，他们太多是心有所图，礼品不过是为他们今后方便办事的“润滑剂”而已！
因此，在我看来，比礼貌地阻止送礼者进入发改委更重要的是，要反思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在国家机关门口送礼者聚集的现象。而这是卫兵的阻止无法解决的，当然也不是国家发改委一家所能解决的！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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