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5年9月28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8月13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经营者），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有关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市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制定本行业公平交易的自律性规范，配合监督检查部门履行职责。
第五条 本市国家机关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对检举、揭发和协助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组织和个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并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参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二）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前款所称的知名商品是指：
（一）使用经认定的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的商品；
（二）经国家有关行政机关、行业总会认可的在国际评奖活动中获奖的商品；
（三）为相关消费者所共知、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知名度的商品。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以及代表其名称、姓名的标志、图形、文字、代号，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经营者不得擅自转让或者出租本企业的名称。
经营者不得以伪造的企业名称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在商品或者包装上采用下列手段，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使用被取消的质量标志；
（二）伪造或者冒用专利标志，使用已经失效的专利号；
（三）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许可证号、准产证号或者监制单位；
（四）伪造或者冒用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加工地；
（五）虚假表述商品的性能、用途、规格、等级、制作成份和含量；
（六）伪造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和失效日期或者对日期作模糊标注。
第十一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限制竞争的行为：
（一）限定消费者购买、使用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排斥经过法定机构检验、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经营者的同类商品；
（二）强制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或者配件；
（三）对抵制上述各项行为的消费者拒绝、中断、拖延、削减提供必要的商品或者滥收费用。
第十二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
第十四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价格、质量、性能、制作成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售后服务以及对推销商品、提供服务附带赠送礼品的品种和数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前款所称其他方法，包括下列行为：
（一）组织虚假鉴定或者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
（二）在经营场所内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的说明、解释或者其他文字标注；
（三）作引人误解的现场虚假演示和说明；
（四）张贴、散发、邮寄引人误解的虚假的商品说明、图片和其他介绍资料；
（五）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报道。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第十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原料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资料、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
第十六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销售鲜活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拆迁降价销售商品。
第十七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前款所称其他不合理的条件，是指对商品的价格、销售地区和经营对象等方面的限制。
第十八条 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欺骗性有奖销售：
（一）谎称有奖；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让内定人员中奖；
（三）对所设奖项的种类、中奖概率、获奖方法、开奖日期等作虚假的表示；
（四）将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与没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不同时投放市场，或者将有不同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不同时投放市场；
（五）利用有奖销售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以物品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形式作为奖励的，按照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的价格折算，其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第二十条 投标者之间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串通投标，以损害招标者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一）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标价；
（二）轮流以高价位或者低价位中标；
（三）其他损害招标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
投标者与招标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一）擅自开启标书，获取其他投标者的报价或者其他投标条件；
（二）非法获取或者泄露招标底价等暂不公开的信息；
（三）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在审查、评选标书时，对同样的标书实行差别对待。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市和区、县监督检查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规定程序进行查处。
第二十二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和证明人，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等资料；
（二）查询、复制前项所述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资料；
（三）检查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该财物的来源和数量，暂停销售，听候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该财物；
（四）对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可以采取扣留、封存等措施，并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和证明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不得拒绝、拖延或者提供虚假陈述。
第二十四条 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当出示检查证件。
对不出示检查证件的，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和证明人有权予以拒绝。
第二十五条 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过程中，对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侵害的经营者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并销毁其擅自使用的商品标识、包装、装潢，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不满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违法所得二倍至三倍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销售伪劣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责令公开更正，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至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违法所得二倍至三倍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市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不满二倍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倍至三倍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不满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倍至三倍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总额一倍以上不满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倍至三倍的罚款；
（十）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其中标无效。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经营者的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四）阻碍监督检查部门行使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职权的，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十五）阻碍监督检查部门行使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职权，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前款第（二）、（三）、（四）、（五）项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监督检查部门依照本条例进行罚款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情节严重是指下列之一的情形：
（一）违法经营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但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其违法经营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行政处罚未满一年又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三）利用职权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牟取经济利益五万元以上的；
（四）给被侵权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故意包庇、枉法执行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8日
摘要：当前，在很多民事案件中，由于代理律师的缺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实现，诉讼效率亦因此而较为低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建立显得颇为迫切。现实需要、现实原因、西方国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经验及其建立此制度的意义等方面都论证了其建立和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外，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阻碍性因素是可以克服的。构建我国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必须充分重视具体内容的设计,使其真正发挥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作用，其具体内容包括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诉讼费用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等等。
关键词：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阻碍性因素；代理费用；法律援助
一、对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思考的缘由
2009年4月7号，笔者和几位同学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在旁听过程中，发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没有律师代理，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茫然不知所措，对于回避和诉讼权利等法言法语浑然不知，审判长不得不进行释明，进行通俗化解释和说明。然而，尽管如此，原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法官对原告不懂的问题，不得不一次次解释，而原告不懂法律，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影响了诉讼效率，同时影响了诉讼公正。由于各种原因，原告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也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诉讼中，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进行思考和论述，以期真正实现诉讼的目的。
二、建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现实的需要
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开始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要求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而由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有些甚至是文盲加法盲，对诉讼程序的参与从心无力。
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机制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而当事人又属于弱势群体,当事人仅仅被动地出席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参加。“只是在当事者自身对诉讼的展开前景有确切的了解,能够把握在什么阶段采取什么行动就会带来什么样结果这一前提下自觉地进入程序过程,程序的保障才能变成有名有实的原则。” 否则,当事人参与原则形同虚设。显而易见,不论任何民事案件完全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则有时会显失妥当。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立法上有必要规定某些案件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即强制律师代理。
然而，若无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权利变成当事人实际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以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弱势群体或重大法律问题时,没有律师代理诉讼,当事人很难进行充分的权利主张和防御,极可能造成诉讼结果不利于胜诉有望的一方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利益难免受损。
律师诉讼代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当事人的需要的必然产物。在欠缺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的情况下,诉讼过程和结果不仅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不利,而且极易产生诉讼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等不良后果。
在诉讼的实际运作中，成本与效益是诉讼法无法回避的规则。虽然优化诉讼成本和效益取决于方方面面,但应该说，强制律师代理诉讼有利于实现诉讼成本和效益的综合优化。 因为若无律师代理诉讼,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不恰当的选择不仅可能增加自己的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益,而且还对他方以及国家或社会的诉讼成本和效益产生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在由当事人本人进行的诉讼中,裁判官不得不教给当事者各种各样的知识以免发生仅因当事者不懂法律或程序技术而造成不当后果的情况。这当然给裁判所增加了负担,但即使裁判所承受了这种负担,当事者本人是否能就自己的问题有效地进行主张和举证仍存在问题”。 因此,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对于避免程序进行时的无谓消耗及充实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同时还能大幅提高司法制度的运行效率。” 这是日本学者针对其本国民事诉讼实际而言的,而我国民事诉讼运作的现实也是如此。
不可否认,律师费用亦属诉讼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委托律师诉讼的代价较为低廉,完全不堪律师费用重负,而放弃诉讼的情况较为少见，即使委实无力委托律师诉讼,也可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获得律师救济。由此可见，在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尚付阙如的情况下,不仅某些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诉讼成本与效益的合理优化。为此,在某些民事案件或某些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立法上有必要突破藩篱,建立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
（二）西方国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可供借鉴
西方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均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如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州法院必须由初级法院或州法院所许可的律师，在所有上级审法院必须由受诉法院所许可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行诉讼。”《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仅允许由一名经法律授予资格的自然人或法人代理诉讼。”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能进行裁判上行为的代理人以外，非律师不能作诉讼代理人。”可见，这些国家在立法中都对此制度作了规定，且有成功的经验，我们有必要也完全可以考虑予以借鉴。
（三）重要意义
建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利于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强制律师代理是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诉讼的对抗性和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事人需要法律专家辅助，才能更好的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毋庸置疑，诉讼程序的规则是非常复杂的，一般的当事人并不能从容应对，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有时也会产生捉襟见肘之尴尬。而且对于审判权运行时存在的问题,当事人缺乏予以评价的能力,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进行诉讼,不仅避免当事人因不知法而导致的诉讼失误,而且还能运用自己参加诉讼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监督审判权的运作，指出错误并及时的改正，因此律师在进行代理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便承载了维护诉讼公正性的使命。 强制律师代理可以促使诉讼更加高效。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案件在理性、有序、简练的状态下得到顺利的解决，这往往意味着诉讼的高效。
（四）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阻碍性因素之克服
有人认为在中国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尚十分困难,存在很多阻碍性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我国不具备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加上我国律师的法学素养参差不齐,执业能力强弱不一都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要求。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中国律师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2006年的11万多人。据2006年最新统计：全国现有律师事务所11691家，其中合伙所8024个，合作所1746个、国资所1742个，现有律师人数11.8万人，律师的人数能够满足当前人们诉讼对律师的需求。其次，律师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律师制度改革从1993开始到1998年脱钩改制完成,实现了律师管理方式的改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进入到“两不四自”的行业自治管理,脱摆了呆板的行政管理方式,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优胜劣汰,重新组合,给律师行业注入了活力。 再次，随着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从业律师的素质也大幅度提高。我国的从业律师都是参加全国统一的资格考试，并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专业法律服务者，业务素质自不必受到质疑。而且根据《律师法》及相关规定，对在执业过程中有违法或过错行为而致委托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我国律师都是我国律师协会的成员，受到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纪律的约束，所以其代理活动相对规范和严谨，能够很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这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形成；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观念都有很大程度的加强，舆论媒体的法制宣传方兴未艾，人们已经逐步改变了起初的对司法的不信任态度转而愿意考虑通过诉讼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愿意聘请专业人士代理自己的诉讼活动。这一切都为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提供了法制空间。
最后，有学者认为，法律强制某些民事诉讼案件或在某些法院进行诉讼行为的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规定,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限制了当事人行使和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法律强制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其进行诉讼,忽视了当事人理论；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否定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等等。 然而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有失偏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上述问题，但是那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当事人不知晓法律，就不可能很好的理解处分权，当然也就无法很好的行使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亦无法发挥其诉讼主体地位，而强制律师代理恰恰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之于千里之外。
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设计
构建我国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必须充分重视具体内容的设计,使其真正发挥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作用。笔者认为,该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双方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这主要因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是较为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涉及的诉讼材料较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需要有律师协助当事人完成诉讼;将当事人范围限于法人或其他组织则主要因为一般而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经济实力大于个人。2、涉外民商案件及海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涉及经济利益较大,法律关系更为复杂,专业性要求更高,更需要律师参与协助诉讼。3、上诉案件。由于上诉案件不仅含有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要点,也含有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理由,加之二审法院为终审法院,终审结论最终确认当事人权益争执,因此上诉案件对当事人而言利益关系更为密切,强制律师代理将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4、再审案件。再审案件是指对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裁判再次进行审理,以期纠正原有错误的一种救济制度。作为一种非常救济途径的再审程序,不但是对当事人权利的进一步救济,而且是对法官行使权利的控制与制约,因而为了纠正裁判错误、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以及减少再审程序的滥用,律师的参与是有必要的。5、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审级最高的法院,其作出的裁判是终局的,而且最具权威性。为了体现其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权威性以及在公民心目中“最高”、“神圣”的形象,强制律师代理诉讼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