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突出基层特色，繁荣检察文化

　　检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衍生的法律文化，它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它的繁荣和发展，对于推动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基层检察院如何繁荣检察文化，笔者肤浅探讨如下。
　　一、检察文化的含义和作用
　　（一）检察文化的含义
在理解检察文化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叫文化？德国社会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创造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原生态之外，所有由人添加上去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文化。雄伟的建筑、美妙的音乐、深奥的哲学是文化；健全的社会法制、完善的社会保障、规范的社会秩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经过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那么，什么是检察文化呢？在现实生活中一谈到检察文化，人们往往容易把它与唱歌、下棋、书画、打球等文体活动等同起来，这是狭义的理解。我们所说的检察文化是随着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概念。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检察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乃至于包括信息化建设等科技强检内容在内的检察机关物质建设成果。简单地说，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的总和。
　　（二）检察文化的作用
　　检察文化在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促进检察工作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一）导向作用。检察文化所崇尚的就是广大检察人员所追求的，所以它能够对检察队伍起导向作用，使之符合检察机关的宗旨和职能。检察文化通过对检察干警执法理念、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引导，能够使检察干警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认知检察工作的实质与发展前景，更有效地把检察干警的思想统一到检察工作所确立地总体目标上来，实现检察干警自身价值与检察队伍整体价值的融合统一,并自觉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
　　（二）凝聚作用。检察文化成为全体检察干警的共同行为准则后，它就会成为增强队伍凝聚力、鼓舞士气的黏合剂，能将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以及每位干警的思想意识统一起来，从检察干警的认识、期望、信念等各个方面进行整合沟通，使全体检察干警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协作、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去追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从而全面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三）激励作用。检察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崇尚以人为本，进而会在检察人员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它不是靠外在的推动，而是一种内在的引导；它不是被动消极地满足人们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心理需求，而是通过检察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以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满足干警们的精神需要，使检察干警奋发向上，从内心深处自觉产生为检察事业拼搏、奉献的精神。
　　（四）规范作用。检察文化对检察干警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规范作用，这种规范作用来源于检察机关内部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无形的精神力量。检察机关通过营造一流的环境，建立规范高效的工作秩序，制订执法标准、行为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设良好的团队作风和群体意识，达到规范检察干警的目的。
　　（五）辐射作用。检察文化通过美化外在环境，营造文化氛围，培育检察干警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塑造美丽的心灵，树立公正执法理念，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检察干警，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形象。它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可以使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增进了解，产生亲和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促进整个社会大文化的发展。
　　二、检察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正确认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在去年11月底广州举办的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建设巡礼上指出：“简单认为检察文化建设就是说说唱唱、蹦蹦跳跳，与业务工作脱节，是对检察文化内涵表层化的理解。”当前，部分检察院和检察干警由于对检察文化内涵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准确，对检察文化作用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到位，认为开展检察文化活动是对正常工作秩序的冲击，是不务正业；也有一些人认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美化机关环境、建设文化活动设施、开展检察文化活动是浪费，是形象工程等。
　　（二）缺少精神内涵。 在检察文化当中，物质文化只是检察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才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涵。检察机关的物质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检察文化建设提供基础，并使它成为承担精神文化的载体，物质文化的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是，有的检察院甚至把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同于机关环境的美化和丰富检察干警的业余生活，一味强调发展机关环境和娱乐文化，离开了检察机关的精神文化建设，这样，单纯的物质文化建设就失去人文化建设的意义。
　　（三）开展形式单一。 有的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附属于工作安排和人事管理，着重强调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以及改善工作、生活、学习条件的物质作用，只把检察文化建设看作是法律监督活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有的检察院把检察文化建设等同于对检察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学习和业务活动的开展，并没有把检察文化建设放在整体检察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来实施，有的把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干警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心理因素、业务能力、思想认识、政治素养等方面割裂开来，限制了检察文化作用的发挥。
　　（四）特色不够明显。 检察文化既有共性一面，也应有其鲜明的个性，这正是检察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对检察干警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的根源所在。对于各级检察机关，其检察文化建设应该具有自身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是，在实际中，部分检察院在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尤其是促进检察文化理念的形成中，尚未注重体现各自检察院、检察干警的自身特点、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而是趋于一般化，个性不明显，这不利于创造以人为本的人文氛围，不利于激励全体干警努力工作，更不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三、检察文化的繁荣
　　在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建设巡礼上，张耕副检察长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检察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尊重广大基层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弘扬和谐文化，创新文化载体和机制，加强领导，加大投入，为检察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物质保障。笔者认为，基层检察院要着力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理念文化、素养文化上繁荣检察文化。
　　（一）围绕后勤保障，着力繁荣检察物质文化。检察物质文化是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是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感官感受的具体实物，其所表达的意义或象征能够凸显检察机关的庄重、尊严与神圣，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便民性。它包括检察机关的场地、建筑、设施、装备、制式服装，以及检察人员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办公大楼是向社会公众展示检察文化的重要窗口，所以在选址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要规模适宜、经济实用，在外观上体现出庄严、大方和尊崇，要用多种形式体现出检察机关的职业特征，办公室、执法标志性设施、荣誉陈列室都要体现庄严、肃穆、整洁、高雅，积极营造具有现代气息、法律监督工作的特有氛围。同时，要大力开展科技强检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高科技服务检察工作，实现办公自动化、办案现代化。
　　（二）围绕形象塑造，着力繁荣检察行为文化。检察机关是行使法律监督权力的国家机关，检察干警是直接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检察干警需要有良好的外在形象。要注重规范个人的仪表、言谈、举止、交往，从整洁穿戴、诚挚微笑、讲求时效、热心助人、客气待人等点滴小事做起，养成符合检察机关职业特点的行为习惯。要加强对业余生活的约束和自律，注重执法形象，严格按照检察机关管理规章制度及行为规范的要求去做，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要积极创造条件，规划建设各种文化设施，适时组织开展干警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要有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实践性，兼顾学习与情趣、知识与娱乐、活动与休闲，既丰富干警的业余生活，又提高干警的实践创新能力。
　　（三）围绕思想教育，着力繁荣检察理念文化。检察法治理念文化，是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与核心。它追求的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文化，达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使检察干警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评判一切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行为的根本标准，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不为情所困、不为利所动，维护法律的权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自觉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作为重要追求，增强诉讼程序意识、诉讼时效意识、效率责任意识，严守办案时限，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增强执法效果，以公正司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增强接受党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坚定性，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深刻认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努力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积极探索服务大局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增强服务大局的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围绕司法公正，着力繁荣检察素养文化。检察干警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判、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到法律监督的质量和司法公正。实践中，我们要坚持“稳定现有人才，引进急需人才，借用外地人才，培养后备人才”的工作思路，要注重培养检察干警的人品，重视每位检察干警的道德修养建设，使其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使其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注重提高检察干警的专业素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活动，选送业务骨干参加各类培训，着力提高检察干警的业务能力，把检察干警职业素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实现“人才助检”、“人才兴检”、“人才强检”。
　　检察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而繁荣检察文化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通过全体检察干警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一步一步地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检察文化接轨，自觉摒弃种种不良习气和作风，以自己的检察实践来丰富和繁荣检察文化，进而来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杨凡 湖北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伴随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严峻的治安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尚未消除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其产生的价值基础。诚然，“严打”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与违反，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严打”无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殆尽等。。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严打”何时能摆脱人治思维，更值得我们关注。“严打”最初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选择，但是战役不间断的进行到现在，这也表明“严打”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对于“严打”仅是一项权宜之举，不能不提出怀疑。

关键词： “严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伴随 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诚然，“严打”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而对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问题日增多的严峻社会形势，我们不得不对“严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
一． 对“严打”的界定
在谈论“严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刑事政策有个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为了抗制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据本国的犯罪总态势并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
(一)对“严打”的界定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刑事政策。“严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世界各国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结构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此导致人们利益结构的倾斜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计激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已达20余年，时间之长可谓高峰之最。不过，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释。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社会大变动导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基于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的认识，持续上升的犯罪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应该理智的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第一：“严打”应该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态势、改造已然罪犯、预防各种犯罪等三项而言。“严打”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目标应该定位在控制犯罪态势上，依靠“严打”控制犯罪态势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即尽量缩短犯罪实施与刑事司法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强刑事司法的权威，提高“严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即尽量破除犯罪人侥幸心理，树立权威的刑事司法，展示“严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严打”应该具有法律性。这主要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第三：“严打”应该具有综合性。即要把“严打”视为一个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严打”前因素、“严打”中因素、“严打”后因素。“严打”前因素主要考虑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周密的法网支持，“严打”中因素主要考虑刑事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严打”后因素主要考虑巩固“严打”成果。
第四：“严打”应该具有针对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为犯罪而活，即适当调整。这种调整的形态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分野。“严打”只是特定阶段对特定领域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会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其趋同的可能较小。但就“严打”而言，有一点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严打”的对象应局限于严重刑事犯罪。
第五：“严打”应该具有层次性。“严打”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应该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从定罪方面来看，我国新刑法的罪名数由130个增至413个，可以说，犯罪化是我国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从量刑方面来看，刑法典赋予了审判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严打”政策在此体现的最为突出，在量刑中，贯彻“严打”政策关键是把握好“从重处罚”的尺度；从行刑方面来看，“严打”政策的贯彻应该是“严格执法”。
（二）“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 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着犯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而往往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严打”正是依据总体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的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犯罪活动。
二．“严打”产生的条件：
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严打”作为我国的 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当然也不例外，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基础-----严峻的治安形势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时期。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1981年中央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议，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记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政策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处罚；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依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改的就劳改，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要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该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思想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形势犯罪的方针，与“重重”相近。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与“轻轻”相近。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与现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旧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影响，加之对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准，因而，一度出现了对刑事政策理解、执行混乱的状况。由于我们对综合治理方针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预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没有很好运用专政的威慑力量。该杀的没杀，该逮捕的没有逮捕，该判的没有判或轻判，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坏人神气，好人受气”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批评政法部门“软弱无能，心慈手软”。有的人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有的人认为，既然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说成是搞“惩罚主义”、“报复主义”、“重刑主义”，以上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凶肆虐，无所顾忌，许多犯罪团伙横行城镇乡村，无恶不作。为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打击不力的倾向，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出台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集中统一行动的决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见，对于现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难以指导实践的，对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严打决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错误倾向。
（三）社会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启动。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社会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冲击，难以形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虽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改革开放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三是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稳定格局。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价值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是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是执行君主专横意志的强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听命于权力，从来都是统治者的镇压工具，而不是捍卫民众权利的武器。正如严复所说“中国法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成专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国传统者支配法律的历史传统，由于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忽视人权的保障，缺乏应有的独立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观念与我国当时法律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无非都是统治者贯彻和实施其统治的工具而已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打”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的作用于历史，即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 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的存留下去，无形之中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
三．“严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对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犯罪问题，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实行“严打”。加之各项专向斗争、治理整顿和季节性严打，以及各省市所组织的局部性“严打”，可以说“严打”方针浓缩了我国近20年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历次的“严打”斗争中，官方报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获犯罪人数目、判刑人员数目等统计数据在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经过运动化、战役式“严打”斗争上的洗涤，我们将再次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我国社会总体转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总体趋势上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而并非只是“反复”和“反弹”[1]那样依然可以乐观的状况。就实际而言，20年的“严打”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恢复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标，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严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论与实务的双重质疑。
（一）“严打”对法制的违反与破坏
我国“严打”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其由“从重从快”演进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的突出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以往长期人治下的法律虚无主义影响，逐步顺应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是这样，“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刑法哲学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2]。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价值原则，上述原则所蕴涵的“刑之法定，罚当其罪是指对犯罪行为量刑的各种情节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得因刑法规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处罚。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更是要求“可罚可不罚者，不罚；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诉讼期限体现着打击犯罪的及时性与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双重价值。在两种价值之间，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依法从重从快”却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打过程中要依法同时又要从重从快，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两全的逻辑难题。刑法谦抑性和人道主义所阐释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杀的就不杀与从重从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诉讼期限要求的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与严打中一味求快之间的内在矛盾显然无法协调与统一。依法与从重从快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今天，法律至上与法律虚无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法治与人治两种治国策略的痛苦抉择。
（二）严打与严格执法，打击犯罪的混淆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但是，作为具有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的严打，与日常工作中的严格执法，打击犯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如果两者都解释为严格依法，打击犯罪，那么作为非正常状态的严打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体现？如果将两者的区别界定为严打期间应该从重从快，非严打期间必须严格执法，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严打”无视法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老路？其结果必将重新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象一道选择题，将选择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司法实践部门，其结果不难想象的。司法机关或一味强调打击犯罪的效果和诉讼效率，无视法律的“从重从快”，忽视对无辜者人权的保障，导致案件质量下降，冤假错案增多；或是理解为“严打”期间要严格“依法”，非“严打”期间就可以放松执法，导致养虎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闻网转发了这个新闻社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严打”三个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这篇报道说，“据报载，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挂牌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4个、黑恶犯罪集团21个、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获率100%。《这个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质问：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黑社会性质的反组集团和黑恶势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为什么我们的公安部门不能将其控制、消灭于萌芽状态？难道该市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是在严打这一两个月内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