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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部《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仲裁受案范围的若干思考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2007年10月1日中组部、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印发的《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简称《新规定》）施行，《新规定》对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是在第二条规定的，其条文如下：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
　　(一) 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 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 社团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四) 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五)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
　　其中，第（二）、第（三）应理解为规定的是，人事争议仲裁委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生产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且此受案范围有两个主要部分：即人事关系与聘用合同。条文规定为"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对于“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从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9月7日生效的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到今天已过去四年有余，这样概括表述"大家"都习惯了，了解了。《新规定》有所创新的是"因解除人事关系发生的争议"，它包含哪些内容，其内涵与外延如何？《新规定》已实行四个月有余，仍不得而知。对于这点，2007年9月《新规定》出台时，本人就提出了疑问，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着手进行分析。

　　一、新旧规定条文在受案范围上的观察与对比
【颁布】人事部
【标题】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文号】人发〔1997〕71号
【日期】1997年 月 日
【题注】（2002年7月12日发布的《人事部关于修改〈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和〈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有关条款的通知》将本文修正）

【颁布】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标题】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
【文号】国人部发〔2007〕109号
【日期】二ＯＯ七年八月九日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
(一)国家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因录用、调动、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
(一)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以及履行聘任合同或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 (三)社团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企业单位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或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
----- (四)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四)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 (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


　　比对差异：
　　1、旧规定显然对人事争议处理的范围十分混乱，从中反映出上层对争议处理权力的条块分配妥协，实质是反映出人事部门对干部的范围界线混乱，将企业之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纳入人事争议，显然是针对国企中的原在编干部。无论如何，法律空白是无法改变的，旧规定缺少法律依据做支持，这种情形不但延续了整整十年，且延续到了现在的《新规定》。
　　2、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前提条件是干部的范围，干部划定人事争议处理主体范围就被确定，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中的主体资格也就确定下来。当今，企业经过用工制度的改革，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界线已经在上层、各级政府以及百姓中明确，即劳动部门近工人、人事部门管干部，一句话，理论上讲，受人事部门管理的人都属于人事管理的范畴，其与单位之间的争议，均属于人事争议的范畴。基于此，中组部、人事部以及总政治部都是管人的机构，因此由三家联合出台政策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
　　3、在第2点的思路基础上，人事争议处理由原来的人事部一家，扩展成了三家。事实上，中组部的参与《新规定》只是“党管干部”的精神体现，而目前纳入《新规定》处理范围的干部并没有党的组织部门所管理的干部。人事部门主要管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登记为事业单位的社会团体。而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军队干部。
　　4、能够“三部”联合发文，是得于有了《公务员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而对于事业单位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虽然有了《新规定》，从严格意义上讲，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仍没有法律依据，尤其是实体法律来支撑。对于社会团体人事争议处理可以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5、新旧规定的最后一条都为兜底条款，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差别在：(1)、能适用兜底的依据法律阶位较高，只能是法律与法规，这与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完全保持了一致，无疑这是作为规范性文件或部门规章的《新规定》的突破性进步，至少在条文表述上是个非常耀眼的亮点，也批驳了人事部门部分人的“政策优先论”。(2)、旧规定中兜底条款为“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而新规定只兜底为“其他人事争议”，这表明人才流动争议已被排斥在人事争议之外。
文件名称 文号或颁布日期 制订依据 颁布部门 争议处理机构 仲裁文书
上海市人才流动争议处理办法 沪人[1997]34号 《上海市人才流动条例》 上海市人事局 上海市或者区、县人事局 《人才流动争议裁决申请书》《人才流动争议裁决书》
合肥市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暂行办法 合政[1992]111号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专业技术干部合理流动暂行办法》 合肥市人民政府 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部门） 申请书、仲裁决定书
福建省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暂行规定 闽政(1990)49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结合本省实际情况 福建省人民政府 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部门） 申请书、仲裁书
陕西省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暂行规定 1991-11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部门） 申请书 仲裁决定书
河南省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暂行规定 1994年01月06日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河南省人民政府 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部门） 申请书 仲裁决定书
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2002年1月18日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 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书 仲裁裁决书
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分两类：权力主体，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权利主体，即诉讼参与人，主要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传统的刑事司法将犯罪视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害，在对犯罪的追诉上，主要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国家作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进行控诉，而切实遭受权利侵害的被害人被边缘化了。现实中，很多轻微的刑事犯罪对国家利益侵害不大，而利益受到侵害最明显的主体是被害人，因此，在刑事犯罪特别是轻微刑事犯罪中，被害人是最应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并能够决定自身的利益方向的人。近年来兴起的刑事和解制度即“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尊重了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处理刑事案件中的自主意愿，令这一问题有了明显改观。该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今年的刑诉法修正案就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第五编第二章专门加以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正是因其具有对诉讼主体利益无可替代的价值，下面就在这一维度对刑事和解制度加以论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的价值分析

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被严重忽视的被害人利益在国际上逐渐得到重视，被害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1996年刑事诉讼法为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增加了相应条款来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如允许自诉案件的当事人自行和解，对不立案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抗诉申请权等，但这些权利当中，大部分都是增加被害人的追诉能力，满足了他们的报应情感，而被害人恢复的需要并没有被满足。在长时间的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不但没有得到被告人的道歉和赔偿，由于长期受诉讼所累，心理创伤得不到平复、案件未结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费用的承担、对诉讼结果的担忧以及担心矛盾激化、被告人的报复等多重因素，使得被害方不仅无法得到心理上、经济上的补偿，反而更增加了其负担，这也是现实中很多刑事案件出现“私了”的原因。但是“私了”终归无法对被害人得到合理的保障，面对被告方的反悔以及时间流逝证据的消失，最终受损害的还是被害人。

总结起来，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给予被害人自愿和解的自主权。刑事和解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在不破坏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体现对被害人的保护。而此次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到刑事诉讼法中，证实了立法对被害人自主权的尊重和主体地位的承认，体现了被害人地位的提升，使得被害人不仅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更成为参与解决矛盾冲突的主导者。被害人有权利决定是否进入和解程序，给予被害人对案件处置方式的自主权选择权，有利于其更好的维护切身利益。

2．和解的效力得到法律的保障，避免了私自协议的不确定性。

3．诉讼及时及履行及时。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法庭审判之前，甚至是在公安检察阶段进行，避免了长期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它通常是在和解协议履行的基础上生效，履行及时，避免了诉讼后执行难的问题，解决了被害方的后顾之忧。

4．有利于案结事了。和解制度因为有了被害人的参与，使双方在一个平和、自然的环境中解决纠纷，避免了多次盘问对被害方造成的身心伤害。和解出于自愿，被害方容易对和解结果产生认同和满足，从而审判结果更容易被接受，和解后矛盾得到进一步化解，从而更能够实现案结事了，达到和谐统一。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告人的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告人的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的适用。因刑事和解而减少的审前羁押和刑罚的适用，不仅可以防止短期刑罚对轻刑罪犯羁押造成的“交叉感染”，还可以避免对被告人张贴“犯罪”的标签，也有利于防止被告人不良内心定位。

2．消除被害方的对抗情绪。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在沟通的过程中，犯罪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也得到了消除或者缓解。

3．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刑事和解出于自愿达成，缺少了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减少了双方的敌意和争执，双方更为真诚的对话和沟通更有利于被告方冷静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真诚悔过，进而减少因诉讼冲突而对被害方产生的怨恨和对未来判决结果不满而引发的次生问题。

4．及时诉讼。与被害方相比，及时诉讼对被告方的意义更为重大，快速审理刑事和解能够在公权力的主持下进行和解，有利于短期内达到案结事了，进而不影响被告人的生活。

5．对被告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由公权力的主持下进行，具有权威性，使得被告方担心被害方漫天要价的顾虑，有助于和解的真诚性和实质性。

6．有利于被告人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及时地将案件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迅速解决，使得造成的损害尚未扩大的情况下消除，从而使得被告人尽快地走出犯罪的阴影，重返社会，不影响其家庭、社会地位等，而刑事和解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同时，刑事和解后的减轻、免除刑罚，防止刑事惩罚对被告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体现了对被告人回归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刑事和解制度对权力主体的价值分析

除了被害人与被告人外，刑事和解制度对公权力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也是有益的，主要体现在：

1．效率价值。此次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诉案件的和解制度，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诉讼分流机制能够大大提高效率，特别是在公安、检察阶段将轻刑案件解决，防止一些轻刑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减少诉讼资源的浪费。由于其在案件发生初期，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的协议，避免了一味的判决使双方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引起上诉、申诉、信访等问题，也解决了后续的执行问题，将处理轻刑案件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

2．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适用。轻刑案件及时地达成和解可有效减少审前羁押和刑罚适用，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

3．解决疑难案件。大量轻刑案件牵涉了司法机关的很多精力，虽然案件轻微，整体对社会危害不大，但是这些轻刑案件常常因为只有言辞证据，客观证据不固定、易流失等问题成为疑难复杂案件，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很难使当事人满意；如果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判决，于法又无据。如果没有一个初期的分流机制，案件数量的巨大和程序的繁杂将直接影响到公安、检察、法院对重大案件、恶性案件的打击力度。和解制度的确立，对权力主体而言，能够以一种双方都接受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仅能够息诉罢访，案结事了，由于其将矛盾迅速化解在公诉程序的初期，进而大量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有机统一。

4．消除双方矛盾，防止次生事件，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及时回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防止由犯罪引发的报复、群体事件等次生问题。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刑事诉讼中允许被害方和被告方作为主体参与到诉讼中，表达自己对于诉讼的需求，进行适当的和解，是公权力的让渡，是民主的体现，也是刑事诉讼主体意愿的体现，是主体地位的回归。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考察我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在法治进程中的表现，更体现了对于被害人权利的关注。当然，任何制度的建立并得到有效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法制观念的增强而不断适应、完善。我们期待其在实践中产生更大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在执行的过程中要确保其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健康地发展，避免由此滋生不公正、腐败等问题发生。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