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认识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可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光了解这一原则的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深刻内涵。
一、浅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首先，法律对罪、责、刑的确定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因此要运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要明确统治阶级制定刑罚的目的和惩治的对象是什么。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用以惩罚犯罪的手段。因此刑罚惩罚的对象是犯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又指的是统治阶级所确认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用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必须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来着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刑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具体运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要把犯罪行为对人民的现实危害程度作为衡量犯罪分子责任大小和对其实施刑罚轻重的一个标准。从其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大小的角度去定罪量刑，从而真正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正确运用，来达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
其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刑法对罪、责、刑的确定，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这是法律基本规律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法律也是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刑法对罪、责、刑的规定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执行，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韩非子曾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也就是说刑法的轻重要受形势的影响，立法和执法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样，我们的法律也要适应形势的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废、立、改或在执行上有所轻重，以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死抱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概念不放，不考虑情势变化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而应针对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处罚。综上所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非单单从犯罪本身去衡量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也应将其放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综合的衡量，根据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对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处罚。
再次，我认为罪责刑的适应性主要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不仅仅取决于该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同样取决于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犯罪本身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确定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首先是从其对社会危害的大小上去加以评定。危害越大，处罚越重；危害越小，处罚越轻。所谓的重罪轻罪，就是指对社会的危害大小而言。但是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是不够的。比如说，同样是盗窃一万元，一犯罪分子迫于无奈才犯下此罪行而且是初犯；而另一犯罪分子则是以盗窃为生，是个累犯。对于前者来说，从轻量刑，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其很快重返社会，重新做人；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也从轻量刑，那么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反而会纵容犯罪。在此时，确定责任大小和刑法轻重就要考虑到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主观危险性大的，当然要依法从重处罚；主观危险性小甚至没有的，就理应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实人身主观危险性有时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客观危害性。如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携带国家机密叛逃敌方，此时该人的主观危险性就直接对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一种巨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就与客观危害性相结合，并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这时对于确定犯罪人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来说就必须对其主观的危险性加以综合的考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判决。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说来容易做来难
相信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熟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如果想在真正的法律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却实为不易。犯罪形态的多种多样，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主观心态的难以琢磨，都使法律工作者们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我认为完全做到每一起案件都罪责刑相适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不断的向这一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如果把罪责刑相适应比作完美的“1”，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向0.999…后面加一个9，不断在立法与司法的领域去完善，去尽量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在办案的过程和处理的结果当中。那么该如何去做呢？我认为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去着手。
首先，从立法角度来说，要不断完善刑罚裁量体系。犯罪的方式不断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不断变化，人们的主观心态也各有变化。因此如果为了所谓的“刑法的稳定性”，而死守一部法律百年、千年，那么刑法将失去其生命力，失去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有效调控制约的职能，更不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际贯彻。刑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的是法律的立法本意、立法精神，即大宗旨。而其中对于不同犯罪的定罪量刑的章节则应该“因时而易”。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刑罚体系。有的规定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加以废除，消灭相应的刑罚；有的规定由于存在的条件消灭而自动失去效力，相应的刑罚就不再存在；有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改；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就要在刑法中加入相应的新的规定。总之，就是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进行对基本法律的废、立、改。其实我们的刑罚体系就好比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他的基因序列、血型等基本属性不会改变，但我们却要不断给他补充新的营养，教授他新的知识，这样他才能健康成长，才不会与时代脱节。
其次，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灵活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起案件。办案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根据不同案件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定罪量刑。法律是公正的，法律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作为把法律规定具体到个案中的办案人员就必须首先从法律入手，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分析案情，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但法律又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对于某些问题，法律也许只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法律又也许在定罪量刑上提供了一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就要灵活的运用法律法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机械的死守法律条文不放。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并不是由办案人员凭主观想象自由发挥，而是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犯罪人罪行的客观危害性及其主观的危险性，联系法律相应的表述去定罪量刑。只有这样，“罪责刑相适应”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到办案的过程中，体现在办案的结果中。
三、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引发的思考
在我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断深化认识的同时，我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些疑问又再一次引发了我的思考。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要求定罪量刑要以犯罪行为为依据。只有犯罪行为才是犯罪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基础。那么不是犯罪行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是罪前、罪后的表现及罪外的一些事实是否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若能，那迄不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矛盾？若不能，那为何司法实践中却确有此案例？如果允许两个犯罪情节完全相同的犯罪分子，由于非犯罪中的行为和事实不同而使其中的一个得到比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更大的刑事处罚，那迄不是破坏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这也将会带来司法上的混乱，乃至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法律上的温床。通过进一步分析，通过仔细阅读了一些案例，我发现非犯罪情节也并非一律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正如前述的，罪责刑的确定主要是由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来定的。因此对于那些主观危险性较大的罪犯，法律也不得不作出对其从重处罚的规定。这是因为犯罪人因为他们以前的这些行为已经引发了其特定的义务，即要求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否则法律就要对其进行更严厉的谴责。这些规定不但没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我认为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我也在一些案例中发现，有些办案人员因为素质不高或其它种种原因，在定罪量刑时将一些不该考虑在内的非犯罪情节考虑在内，这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而且造成了对当事人的极不公正，从而影响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形象。
由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确定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真正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使我想起在法律条文中有着“罪行极其严重，处以……”的规定，那么如何正确把握“罪行极其严重”就成了在某些严重刑事案件中量刑是否适当的关键，成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被真正贯彻的关键。但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很难准确把握住“罪行极其严重”所指的范围，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量刑的不适当。通过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罪行极其严重”是对旧刑法中“罪大恶极”一词的修订。在理论界中，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对该词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一词克服了原刑法使用“罪大恶极”一词含义不明，用语不够严谨的弊病。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特别严重。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将“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并不妥当，“罪行极其严重”就是俗语所说的“罪大恶极”，这只是文字上的修正，而实际意义并未改变。我个人比较同意前者的观点。因为首先这一观点是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一致的，即对罪行严重程度的认定，要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方面去综合考虑。其次，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比较科学的。对于任何一起案件都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每个案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对于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就不仅仅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也要考虑其主观的恶性和其人身的危险性，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也许两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相同的，但两者主观的恶意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却不一定相同。如果此时只考虑客观危害结果，显然达不到刑罚的目的，还会造成人们对刑罚公正的一种怀疑，甚至产生对司法审判体制的信任危机。然而“罪大恶极”一词尽管也有此意，但显然用语不够严谨，不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基本要求。可喜的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一些罪行的严重程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我认为这有助于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依据这一标准来衡量罪行的严重程度，但这种划分只是物质上的划分，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确定还是要由办案人员通过仔细分析加以认定。
在阅读一些材料时，我发现一些学者对“严打”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背离，很可能会由于不同情况下量刑的不同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甚至是有损司法的公正性。我也曾对其产生过疑惑，但现在正如我在前面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对于罪责刑的确定是要与犯罪行为所处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不同情况下的同一罪行其定罪量刑的结果是可以不同的。因此我认为“严打”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我认为“严打”是基于对社会治安形势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而确定的，所以对一种犯罪行为处以什么样的刑罚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和调整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一个国家非常富足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偷一吨钢材，不会被判很重；但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此时此人去偷一吨钢材，而且如果正巧因为这一吨钢材的被盗窃导致了国家重点工程的被拖延，那么此时这一吨钢材所带来的刑罚肯定相对于前者来说很重，而且我认为必须要重，必须要“严打”。一定行为在不同情况下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体现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严打”不仅没有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反我认为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实行“严打”的基本精神还是“罪行相当，罚当其罪”。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6年7月28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活动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本市实行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制度。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规划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组织编制，并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后实施。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应当划定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和允许开采区，规定禁止开采的矿种和限制开采的矿种，并对限制开采矿种的开采总量作出具体规定。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重要依据。”
三、第九条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勘查矿产资源，除依法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的以外，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
四、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开采矿产资源，除依法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以外，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新设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决定，颁发采矿许可证。”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原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个人为生活自用，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指定的范围内，采挖少量的砂、石、粘土等矿产。”
五、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对汉白玉、地热、矿泉水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限量开采。”
删去第二款。
六、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矿山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地质测量，地质测量应当由有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测量结果报市或者所在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本市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实行动态监测管理。矿山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如实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的变动情况。”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等生态环境恢复补偿制度。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矿区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保障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实。
“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应当依照相关恢复标准进行生态恢复。”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采矿许可证期限届满不予延续的，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注销。”
九、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依法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需要停办或者闭坑的，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矿产储量注销报告及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停办或者闭坑前采掘工程进行情况及不安全隐患的说明；
（三）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的情况；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勘查、违法开采行为。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拆除当地违法工程的地面设施，查封设备，充填或者封堵井筒，取缔违法勘查、违法开采。”
十一、删除第三十一条。
十二、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1998年4月16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06年7月28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矿产资源勘查的管理
第三章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规范矿产资源管理，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活动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第四条根据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要求，本市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坚持严格管理和依法保护的原则。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城市规划、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地质遗迹、文化古迹、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定。
第五条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本市实行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制度。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规划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组织编制，并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后实施。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应当划定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和允许开采区，规定禁止开采的矿种和限制开采的矿种，并对限制开采矿种的开采总量作出具体规定。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第八条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由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家依法认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九条本市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勘查作业区和矿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设立的勘查作业区和矿区范围内勘查、开采。
第二章矿产资源勘查的管理
第十条勘查矿产资源，除依法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的以外，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10日内，通知勘查项目所在区、县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必须取得地质勘查单位资格证书。本市的勘查单位必须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格登记，勘查单位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统检制度。
第十二条探矿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汇交地质勘查报告和勘查资料。
第三章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
第十三条开采矿产资源，除依法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以外，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新设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决定，颁发采矿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个人为生活自用，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指定的范围内，采挖少量的砂、石、粘土等矿产。
第十四条在河道内开采砂、石，必须先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凭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对未取得河道主管部门颁发的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在河内开采砂、石的采矿登记手续，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五条本市对汉白玉、地热、矿泉水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限量开采。
第十六条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应当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申请登记书和矿区范围图；
（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
（三）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
（五）必要的地质资料、占用储量登记表、开采设计图纸和说明；
（六）矿产资源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方案；
（七）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七条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采矿许可证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登记的决定，并通知采矿权申请人。
准予登记的，采矿权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采矿权价款，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第十八条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采矿许可证之日起90日内，对矿区范围予以公告，并可以根据采矿权人的申请，组织埋设界桩或者设置地面标志。
第十九条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不予办理矿山企业营业执照和采矿所需要的爆炸物品、剧毒物品使用许可证。
第二十条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禁止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
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应当综合回收；对暂不能综合回收的矿产，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均应当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有关考核指标。
第二十一条从事煤炭开采的矿山企业，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外，还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十二条矿山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地质测量，地质测量应当由有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测量结果报市或者所在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市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实行动态监测管理。矿山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如实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的变动情况。
第二十三条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引发地质灾害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治理和恢复，防止灾害的扩大。
第二十四条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等生态环境恢复补偿制度。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矿区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保障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实。
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应当依照相关恢复标准进行生态恢复。
第二十五条采矿许可证期限届满不予延续的，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注销。
第二十六条依法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需要停办或者闭坑的，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矿产储量注销报告及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停办或者闭坑前采掘工程进行情况及不安全隐患的说明；
（三）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的情况；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的勘查、开采活动，实行抽查和年检制度。
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应当接受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开办独立选（洗）矿厂进行监督管理；开办独立选（洗）矿厂，必须经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各类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勘查、违法开采行为。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拆除当地违法工程的地面设施，查封设备，充填或者封堵井筒，取缔违法勘查、违法开采。
第三十一条矿山企业之间发生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区、县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处理；重大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或者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没收违法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四）未经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办独立选（洗）矿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伪造、冒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不按期缴纳应当依法缴纳的费用的，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情节严重的，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不按规定进行地质测量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九）拒绝接受监督检查，不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或者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拒不停止开采或者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未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违法批准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和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对违法采矿行为不依法予以制止、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1986年9月10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4日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审批办法》，1987年3月2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1997年12月31日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违法处罚办法》和1995年5月2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