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信访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信访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6月30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听取群众意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信访活动的正常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权通过信访对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和意见，或者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
信访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守工作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第三条 受理信访是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接受公民监督的重要途径，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的重要职责。对信访必须认真接待，及时处理。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应当设立工作机构或者指定专人代表本机关及其领导人处理信访事务。机关领导人要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对于重要的信访，要亲自过问，指导处理。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参照前款办理。
第四条 处理信访，应当根据反映问题的内容和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责范围，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信访反映的问题，一般应当由与所反映问题有直接处理责任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基层组织办理。
信访反映的问题，有直接处理责任的单位已经合并的，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办理；已经撤销的，由该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第五条 信访反映的问题，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信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分别按照下列办法处理：
（一）交有直接处理责任的单位或者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办理；
（二）责成有直接处理责任的单位办理并报办理结果；
（三）会同有关单位办理；
（四）直接调查办理；
（五）重要信访案件在本单位领导的指导下办理。
信访反映的问题，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应当转交有关单位处理。
第六条 跨地区、跨部门的信访案件，由承办单位同有关地区、部门协商办理；遇有争议时，报上级信访部门协调；对重大疑难案件，上级机关的信访部门可以组织有关单位研究办理。
第七条 办理信访，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政策为准绳，分清是非，秉公处理。凡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应当及时解决，不得推诿拖拉；对于法律、政策无具体规定，而实际需要解决的，应当依照法律、政策的精神和原则，酌情予以解决；一时
解决不了的，要说明情况或者报告上级机关要求协助解决；对提出过高或者无理要求的，要依照法律、政策予以解释或者批评教育。
第八条 办理信访案件，应当自收到之日起的三个月内结案，确有特殊情况的，不得超过六个月。结案后应及时将办理结果答复信访人。上级机关责成办理、要求报告办理结果的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结案并在结案后的一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不能预期结案的，要及时报告办理情况和
预计结案时间。上级机关对办理结束的案件认为处理不当的，可以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信访人进行威胁、恐吓、压制或者打击报复。不得将控告、检举材料转给或者泄露给被控告、被检举的单位或者被控告、被检举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将附有上级机关或者领导人批示的信件转给当事人。未经控告人、检举人同意，不得公开控告人、检举
人的姓名、身份。
第十条 单位领导人和信访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及其近亲属的信访案件，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对信访工作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信访案件有办理责任而拒绝办理或者拖延推诿的；
（二）对上级机关责成办理并要求报告结果的信访案件，不按时报告处理结果又不说明情况的；
（三）对下级单位请示处理的信访案件，久拖不办，影响及时处理的；
（四）将控告、检举材料转给或者泄露给被控告、被检举的单位或者被控告、被检举人的；
（五）隐匿、销毁或者伪造信访信件、证件的；
（六）威胁、恐吓、压制、打击报复或者辱骂、殴打信访人的；
（七）泄露信访机密，徇私舞弊，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的。
第十三条 信访人提出批评、建议或者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有显著贡献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四条 信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区别情况，由信访部门予以批评或者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民政、公安部门分别予以收容遣返、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歪曲或者捏造事实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的；
（二）屡遣屡返或者长期滞留无理纠缠的；
（三）以上访为名，流窜、行骗，危害社会秩序的；
（四）恐吓、打骂、诽谤、侮辱信访工作人员，妨碍公务的；
（五）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拦车堵门，张贴大、小字报或者标语等扰乱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
第十五条 群众集体反映共同意愿应当写信或者选派代表向有关部门提出，有关部门对所反映的问题，应当妥善处理。
第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有实际问题要求解决的，由其监护人或者亲属代为反映。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上访，由接待单位通知其监护人、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接回。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的，由接待单位会同驻地公安派出所予以制止。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办法》同时废止。
1992年6月30日
诉讼时效探析
宋君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指在法定期间内，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文就“诉讼时效”应为当事人“抗辩权”的法律理论进行探析。
目前，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通说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胜诉权消灭。如，“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诉讼时效届满只丧失了权利人的胜诉权，并未丧失其实体民事权利，也没有丧失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自己的主张而作出判决的胜诉权，失去的是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是公力救济。更确切地说，罹于诉讼时效的后果，是权利的国家强制执行力消灭。但是，我们发现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对于诉讼时效制度实际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一、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
第一，实践中，虽然不排除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然起诉至法院，而义务人亦以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履行债务。然而，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债务时，义务人直接以时效对抗权利人，权利人因此也就不再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这其间根本无需牵涉到诉请法院判决的问题。而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是一种权利人请求法院的“诉权”。“诉权是程序权利。所谓程序权利，表现为，诉权只能在诉讼程序上行使。诉权只能向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提出，而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与诉权结合发动诉讼程序的机制，除了在诉讼程序上运行外，不能有其他。换一个角度说，诉权不能任意向不确定的对象提出，而只能向特定的能够操作诉讼程序的法院提出。” 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学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种背离。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权利人请求法院予以强制保护其权利的胜诉权消灭，故其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请求不能实现。但是，就权利人直接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而言，由于其“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仍然存在，故义务人并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正当性，理论上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多是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义务人也直接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予以拒绝，而对于诉讼时效确已届满的权利，权利人一般也不会再诉至法院，徒增烦扰。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因为义务人并没有在诉讼程序中主张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胜诉权消灭，因而就否认这种社会通行做法的实际效力呢？我们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做法，而非强求社会屈从于法律的规定。因此，如果认为社会上通行的这种当事人之间直接主张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形是无效的，而必须将这一事实交由法院作出判断，那将是一种画蛇添足、削足适履的做法，是与法律的基本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第二，关于诉讼时效届满是否可由法院主动援引的问题，过去，我们学术界曾经认为应当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不限于当事人的自我主张。但是，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这种观点也已经日益为实务界所接受。所以，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建议稿第191条、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议稿第148条均规定，时效必须由当事人自行主张，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主动适用。
然而，根据“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判决其胜诉，法院据以给予权利人的利益以强制保护的权利。如此，胜诉权的有无直接决定法院应否判决权利人胜诉。既然胜诉权在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权利人应否获得法律强制保护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法院主动地对权利人的这一权利是否存在进行审查呢？请求法院给予强制保护的权利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即应获得胜诉的判决，无即应获得败诉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应当以客观的权利事实状态为依据，而不应当因为当事人是否有主张而有所改变。更何况，依“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给予强制力保护的权利基础，所以，法院更应当有权力和职责主动地查明权利人权原的实况，而非消极地受制于当事人是否主张时效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胜诉权消灭说”在逻辑上的不严谨以及和现实生活状况的脱节。按照逻辑推演，此说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时效期间，然诉讼时效制度运行的实况却是不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必须受制于当事人的自由主张。
二、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
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各国立法中所持的观点。如德国民法典（2002年版）第214条第1款规定：“在消灭时效完成之后，债务人有权拒绝给付”。台湾民法典第 144 条第1款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依此立法例，在诉讼时效完成以后，债务人产生对抗债权人的抗辩权，可以以此对抗债权人请求履行债务的请求权。“抗辩权发生说”认为，诉讼时效届满，对于权利人的权利而言，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存在所谓的“胜诉权”消灭之说。但是，对于义务人而言，这时因为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使其获得了一种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抗辩权。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抗辩权，虽然权利人的请求权并未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由于义务人抗辩权的取得，使其请求权将再也不能够实现。此项抗辩权成为阻止权利人权利实现的“终结者”。当然，抗辩权属于权利的一种，权利是否行使属于权利人自由行为的范畴。因此，如果义务人行使了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产生的抗辩权，权利人的权利将因此而不能实现；如果义务人没有行使此项抗辩权，则在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即为违法。“抗辩权发生说”简单而又清晰地用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对抗关系解释了诉讼时效届满以后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状况，而且，此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诉讼时效制度运行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我们就前面所述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不能合理解释的两个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实践中当事人自行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合法性问题。因为诉讼时效届满是使义务人发生抗辩权，而抗辩权是义务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所以，义务人自然可以在法庭外，在权利人直接向其主张权利时予以援引，以此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权利人在义务人援引抗辩权之后，知道，即便诉诸法院，也会因为义务人继续行使抗辩权而使其权利无法实现，故也就不会再起诉至法院了。这样，诉讼时效制度的功效就在当事人自行主张权利的自治空间内得到了实现。当然，如果权利人起诉至了法院，义务人也可以在法庭上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使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这也是其享有抗辩权后行使方式的一种。由此可见，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不仅可以解释义务人在法庭上主张时效利益，对抗权利人权利的行为，而且，也可以解释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当事人之间自行主张诉讼时效利益的社会生活实况，使法律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统一。对于当事人之间自行引用诉讼时效的效力，各国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学说和判例均持肯定的态度。“在我民法（指台湾民法），法院以外之援用，亦应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如债务人于审判外受给付之请求，而为拒绝给付之抗辩，于审判上自得主张其于审判外已为时效之抗辩。依德国民法解释，法院并得以之驳回诉讼之理由。”
第二，关于法院应否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届满以后，只是使义务人产生对抗权利人的抗辩权，而此抗辩权性质上属于义务人的民事权利。既然为义务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人就应当享有行使或不行使的自由。在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可以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使对方的权利不能实现；同时，义务人也可以出于各种原因不行使这种对于权利人的抗辩，不行使者，则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权利人的权利。上述两种情况应当说都是义务人在获得抗辩权之后所享有的自由选择，都是法律所允许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权利人诉至了法院，法院也不能代替义务人作出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决定，因为决定是否主张诉讼时效，是否行使抗辩权是义务人的权利和自由，法院也不能越俎代庖，替义务人作出选择。所以，从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私权性质的抗辩权出发，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推导出诉讼时效利益“只能由当事人自行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引”的结论。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时效利益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援引，不允许法院主动适用。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8条规定，“法官不得依职权提起没有主张的时效。”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 在论证了“抗辩权发生说”的诸多优势以后，我们发现，在我国学术界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了“胜诉权消灭说”，而转而接受了“抗辩权发生说”。龙卫球先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推论的诉讼时效的效果，应理解为：诉讼时效完成，只是使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抗辩权。请求权人仍然可以起诉，如果义务人主张时效抗辩，其起诉不予保护，如果义务人不主张时效抗辩，则请求权人仍然可以胜诉。” 杨立新先生认为，“学者讨论认为，这样（诉讼时效届满消灭胜诉权）的结果，实际上是使一个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使的权利，变成了法官的权力，变成了国家的意志。这不符合民事权利的本质要求。……将诉讼时效的性质改变为抗辩权，更符合诉讼时效的本质，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减少恶意逃债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议稿中，其也将诉讼时效届满的后果定位为抗辩权的发生。该建议稿第245条规定，“权利人于法定期间内继续地不行使其请求权，期间届满后，义务人有权拒绝履行给付。”此外，第248条规定，“非经受时效利益人或者其代理人援用时效抗辩，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以时效作为裁判的根据。但为使当事人明确其权利的存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得为必要的阐明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正式采用“抗辩权发生说”，在司法实践中也要认真贯彻这一理论，从而使理论能真正对于司法实践产生科学的指导作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