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民事防护暂行办法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民事防护暂行办法
[市政府90号令]
[2002-05-10]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民事防护能力，防范与减轻空袭灾害、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害的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事防护（简称民防）是指，政府动员和组织民众对战争灾害、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人为事故灾害采取预防和救援行动，防范与减轻灾害危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空袭、破坏性地震（矿震）和重大的水灾、火灾、核事故、化学事故、放射性事故、大型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事故、重大交通事故的综合防护和应急救援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民防工作按照人民防空与应急救援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专群结合、防救结合，坚持统一规划、协调建设、综合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民防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财政每年应根据实际情况，将民防经费列入本级预算。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得民防保护的权力，都必须依法履行民防义务。
第七条 本市民防工作，由市人民政府领导，其中人民防空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和军分区领导。市本级建立民防指挥部。市民防指挥部是市人民政府组织应急救援工作的领导机构，有权调动全市的各种救援力量实施应急救援。
第八条 市民防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民防办公室。市民防办公室是全市民防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民防工作的综合协调及其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主管人民防空工作；负责核事故、化学事故、放射性事故的应急救援；综合协调破坏性地震（矿震），重大水灾、火灾，大型建筑物与构筑物倒塌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为指挥救援行动提供信息保障、决策依据和警报通信保障；组织社会应急救援网络，保障调动应争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实施救援。
区、县民防办公室，是本行政区域民防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区、县民防工作的综合协调及其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
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城乡建设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环境保护局、水务局、房产局、交通局、消防局、地震局、气象局、电信局、电业局、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承担有关的民防工作。
各重点危险源泉单位要建立民事防护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的民事防护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预案
第九条 人民防空与防空救援规划和预案要统一制定、紧密结合。市民防办公室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应急救援预案，由市人民政府审定并组织实施。
预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条 各部门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制定，送市民防办公室备案。综合救援预案由市民防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防空袭重点目标单位和灾害事故危险源重点单位，应当制定单位应急救援预案，报主管部门审定，送市民防办公室备案。
第十二条 市民防办公室协同有关部门制定防灾救援物资保障计划，协调有关部门按计划搞好民防物资储备。
第三章 指挥信息网络及救援力量的组织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民防指挥场所。建立和完善平战兼容的指挥自动化网络，与各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实现指挥（办公）自动化网络互联，保障信息共享和指挥联动。
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市民防办公室提供防灾信息。
第十四条 防空警报应当按照防空与防灾报警的要注加强建设管理。
第十五条 全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政府统一组织指挥，参加民事防护行动。
第十六条 下列部门负责组建民防专业队伍。
（一）城建、房产、公用、电力等部门组建抢险、抢修队。
（二）卫生、医药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
（三）公安、消防部门组建治安队、消防队。
（四）卫生、环保、化工等部门组建防疫、防化队。
（五）电信部门组建通信保障队和通信抢修队。
（六）交通运输部门组建运输队。
市应急救援特勤队是市级应急救援特勤队伍，在市民防指挥部的直接指挥调动下，执行救援任务。
第十七条 各重点灾害危险源单位，应组建本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本单位自救任务，并根据需要随时准备参加市民防指挥部组织的救援行动。
第十八条 社会各种救援力量，由市民防办公室负责统一编组备案，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救灾需要随时调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瞒救援力量情况。
各单位及个人拥有的可用于应争救援的装备由市民防办公室负责备查掌握，以备随时调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应急救援装备。
第十九条 市民防办公室应当会同民防专业队伍的组建部门制定民防专业队伍训练大纲、训练计划和综合演练、演习计划。
民防专业队伍专业训练，由组建部门组织实施。
民防专业队伍综合训练、演练、演习，由市民防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民防专业队伍所需装备、器材和经费，由组建单位负责筹备。
民防专业队伍所需装备、器材和经费，由组建单位负责筹备。
民防专业队伍训练经费由组建部门负责筹备；综合训练、演练、演习经费，由市民防办公室负责保障。
第四章 预防、救援和指挥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负责的灾害、事故的预防、救援由各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组织实施。重大灾害事故的联合救援由市民防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市民防办公室在市人民政府授权下检查、监督灾害、事故的预防和救援准备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民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防空与防灾救援意识。
全市公民应当学习民防基本知识，接受民防基本技能培训，参加民防演练，具备自救互救能力。
第二十三条 发现重大灾害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及时报告市民防办公室值班室。
受灾或发生灾害事故的单位，应当在发现或报警的同时，采取应急措施，积极组织自救互救，配合联合救援行动。
第二十四条 各种民防专业队伍和社会救援组织应当按照市民防指挥部的指令及时参加救援行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
根据市民防指挥部的指令，市民防办公室有权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救援设备、装备和物资。被调用设备、装备和物资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服从命令。被调用的设备和物资庆当及时归还。如有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由受援单位或市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市民防办公室应当会同本级计划、财政、审计以及其它有关部门平衡、监督、检查综合防灾救援资金、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情况。
第二十六条 市民防办公室值班室受理市民报警电话后，应立即向有关领导报告，并按指令及时组织救援队伍出警救援。
第二十七条 防敌空袭和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应开设现场指挥所。现场指挥所开设之前，由先期到达现场的救援的部门最高领导负责组织指挥。现场指挥所开设后，该领导为现场指挥所成员之一。
第二十八条 应急救援现场指挥所的主要任务是：
（一）掌握救灾全局，指挥现场救援行动。
（二）根据事故情况，调动各专业队伍实施救援。
（三）确定危害范围，及时组织人员安全撤离危险区域。
（四）核发事故通报，及时上报灾情与救援情况。
第二十九条 凡在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受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由参加救援的单位提出申请，经市民防办公室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因参加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牺牲的人员，其医疗抚恤待遇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受伤、致残或牺牲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落实综合预防措施的。
（二）不按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
（三）受灾或发生灾害事故的单位或个人，不及时报告、报警，不采取紧急措施，不配合应急救援的。
（四）民防专业队伍或社会救援组织不执行民防指挥部或民防办公室应急救援指令的。
（五）谎报、瞒报、拒报应急救援人员、设备、装备、物资和救援情况的。
（六）不服从指挥部调动，贻误战机，造成重大损失的。
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民防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
